本文关注:一个博士生的猝死说明了什么？知识能否改变人的命运？考研攻博难道是人生惟一出路？一次次拚搏、迈上新台阶,是获得新生？还是走向死亡？

博士猝死

魏培东,男,生于1968年,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2000级博士生,还有半年即将毕业。2002年12月9日8:55左右,他拿着餐具从七楼宿舍到食堂吃饭,下到三楼,忽然昏倒,据现场目击者讲述和记者查看记录——8:58:03,围观同学呼叫120救护车;呼叫结束9:00:53;120出车9:01:41;到达现场9:13:06,就地紧急抢救;病人上车9:28:45;到达医院9:36:40,医护人员全力抢救;11:00宣布一切抢救无效,宣布死亡。死亡原因:猝死!!　



“一个来自农村的孩子,只有走这条路!”

记者闻讯赶到现场,首先见到的是为魏培东募捐的同学,这是场学生自发组织的募捐,来来往往的同学纷纷解囊。在魏培东的宿舍,记者见到了正在整理遗物的魏培东的妻子和他的大哥二哥。他们来的时候只知道魏培东重病,突然的打击使他们近于麻木。
魏培东来自国家级贫困县河南睢县,世代务农,80高龄的父母体弱多病,养育了　5个子女。他是家里最小的一个,只有他一个人上学出来了,两个哥哥、两个姐姐都在睢县。为了改变自己和家人的命运,他选择了一条艰苦的求学之路。因家贫,他高中毕业后读了商丘师专,毕业时因成绩优异直接进入河南大学化工系,大学毕业后在中学教了七年书,在此期间,他三次考研,继续攻读河南大学化工系的研究生。读研后,因与原单位断绝关系,魏培东一家丧失了住房和经济来源,而考上硕士那年有了孩子,硕士期间每年7000元学费,严格地说,此时的魏培东毫无经济能力,他跟岳父母住在一起,支撑他的就是未来的远景。记者为他的毅力而感慨,十几年来,魏培东为了将来的命运转机,拒绝了眼前普通百姓的生活。对这一点,他妻子也不无怨言,但想到丈夫的努力与将来的生活,这位受过大专教育的女性默默忍受了一切。
当魏培东考上复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的博士时,他再次面临诱惑与困境,博士毕业意味着人生的新台阶,而自费博士每年学费需要11,000元,生活费4000元,这使他们家再次面临困境。来上海那年暑假,他做了近两个月家教,他带着家中多年的积蓄和向亲朋好友借来的钱共14,000元来。据同学反映,魏培东平时节俭到极点,哪个食堂菜便宜就去哪里,但第二年,他再也无力筹措学费,就申请了助学贷款。不幸的是妻子两年前下岗,两人无法抚养6岁的孩子,生活一切来源都靠岳父母。而老人已经退休,有限的退休金无法满足一家的供给。但是,全家怀着热切的希望,只要再艰苦几年,光明就在眼前。6-7年来他们花光了全部的积蓄,没有房子,没有家具,全家的亲戚朋友倾全力资助魏培东一家,魏培东的身上寄托了全家的希望。
记者看到,在整理遗物时没有一件象样的衣服,很多用品都是别人送的。魏培东的妻子哭着告诉记者,他们结婚八年,夫妻感情非常好,虽长期以来经济困难,也从未为钱生气过,他是好人。魏培东的妻子后悔莫及,人只要活着,就有希望,就能坚持,只要他活着,我什么都可以不要。但是,一个农村来的孩子,只能走这条路。　


好人魏培东

说起魏培东,记者得到的是深刻而矛盾的印象。同学朋友非常钦佩他,认为他善良,孝顺父母,爱家,爱孩子,同学胡晓鹏说:踏实,诚恳,老实,人品好,这是我对他的基本评价,我敬重他。他生日那天,天正好下雨,他专门跑去玉佛寺买了一个小佛,祈祷父母身体平安,又买一盒小珠子,作为送给女儿的礼物。朋友同学刘继广补充说,他遇到困难,从不麻烦别人,问他也不说,别人困难,一发现就尽量帮助。虽然生活十分困苦,但他从未抱怨过生活,他平时乐呵呵的,对人生充满希望,想着明年工作了就可以在上海一家团聚了。
魏培东的兄弟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从小勤奋上进,刻苦学习,最终通过自己努力走进大上海有名的高等学府,这在睢县也是空前绝后的,这使家里人感到无限光荣。虽然魏培东的妻子也有过犹豫和不安,她说自己目光短浅,总觉得上班比上学现实,但丈夫很上进,妻子说他很想成功,想上得更高,想要通过努力使家庭条件好转。魏培东的妻子有一颗平常心,曾关照过丈夫来上海后,不用太过拼命,只要身体好就行。当然,妻子也有梦想,丈夫想让她更上一步,将来孩子能在上海上学,接受更好的教育,自己年过三十,下岗在家,全指望丈夫找到工作后,能作为配偶调到上海。原本,全家高高兴兴的,丈夫已经联系好了工作,可望在上海一所高校当教师,母子俩准备在老家等上一年,就到上海团聚。
可在导师戴星翼的眼里,魏培东却不能算是一个好学生。魏培东到复旦后,专业跨度较大,由于专业背景很弱,计算机和外语都不行,他学习很累,成效不大,博士需要的是研究能力,而魏培东入学两年多来没参加过什么课题。戴老师明确说,虽然这么说很残酷,我不得不说,魏培东缺乏研究能力,他走了一条不该走的路。他的博士论文大纲是导师帮他拟订的,大半年了过去了也没什么进展。至于他的死,导师认为主要是他心脏的隐患,当然还有经济的压力,因贫致病,因病致贫,恶性循环,这些来自落后地区的贫困学生应该走一条怎样的路？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让培东走好

魏培东的不幸去世震动了整个复旦,在随后的几天募捐活动中,共募集30,152.65元,第一天是由环境与工程系组织,第二天部分中文系,哲学系博士生自发强烈要求再次为魏培东家属募捐。大家希望这点捐款能对魏培东的家人有所帮助。
不该发生的事发生了。魏培东所在系承担了家属的住宿餐饮费和交通费、抢救费和服装费等,共计7,927元,家属希望由系财务承担5,925元丧葬费用,遭到拒绝,理由是,系里除了科研经费教育经费外并没有这种意外事故的额外经费支出,财务权在学校而不在系,丧葬费用无法核销。系领导强调,没有动用学校师生捐款,而是拨出了员工的部分福利基金,不够部分由教师爱心捐款添入,扣除5925元丧葬费用,剩2500元交给家属。
对此,家属和亲友态度坚决,他们认为系领导无权动用捐款,哪怕是本系教职工的爱心捐款,应全部留做家属做未来生活费用。他们的态度得到魏培东的老乡、朋友和同学的支持。家属坚持认为,如果系领导一开始就说清如何分担丧葬费用,系里无钱,部分捐款要用于丧葬,他们也许可以理解和接受,但事到最后因所费过大,系里无法承担,动用本应属于家属的爱心捐款,他们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因悲伤过度而一直沉默寡言的培东大哥、二哥和妻子拒绝在捐款清单上签字,事情陷入僵局。满满一屋子的人,家属,老师,亲朋好友,老乡同学,以及一直在场倾听的记者,大家由激烈争吵而僵持,一时间无人说话,而此刻,桌上大红布兜里培东的骨灰盒和窗台上的彩色遗象,正静静地立在一角,仿佛看着这一场似乎永远也不会完结的争吵。
事情以家属写了一张收条了结,上面有收到的爱心捐款的具体数目。家属最后提出一个要求,魏培东出事后这也是他们向系领导提出的唯一的请求,就是6岁的孩子将来上学能否得到学校的支持和帮助？当晚,培东的大哥,二哥和妻子将带着培东的骨灰,坐火车离开上海,回到生养他的河南老家去。


知识能否改变命运？

两天里,记者跟踪采访了许多师生,总的感觉是,大家普遍认为,魏培东的这样的贫困学生已经构成一个独特的群体。他们通常年龄偏大,有家庭拖累,又有学业压力,还将面对未来的就业竞争,活得非常艰难。非自费的博士每月津贴大概是310元,象魏培东这样的自费生连这笔费用都没有。如果在外打工兼课做课题,可能还会有几百元不等的额外收入,但数额不定。据系领导介绍,引入贴息贷款后,学校两年前就取消了审批手续烦琐的困难补助。现在大学推行三助政策,尽量向贫困学生倾斜,环境系46人中有10人可能获得机会,金额幅度在每月200到350元。
魏培东一二年级从来没申请过助学贷款,当问及学校和系是否曾给予他一定的支持时,得到的答复是贫困生太多了,教育资源有限,要把有限的教育资源用到最需要帮助的人头上。考虑到频频见诸报端的助学贷款难,以及由助学贷款引发的回收不灵等后遗症,看样子靠助学贷款解决这一问题尚需假以时日。魏培东从人口所转来环境系一年多,当还时有特困补助,本来准备给他,但只有一个名额,是专门留给新生的。据了解,魏培东并未从各种名目的资助中拿到其中任何补助,据辅导员高老师说在他的催促和系里的照顾下,魏培东拿到了一等奖学金,共4000元,远远高于任何困难补助和三助金,在魏培东不幸去世后,这笔钱连同捐款交给了家属。
走了已经走了,活着的还要继续生活下去。许多魏培东这样家庭背景的大龄博士每天面对巨大的经济压力,生活压力,学习和就业的压力。贫困,焦虑,失业的隐患和就业的艰难,种种危机,漫漫长夜寒窗苦读苦熬,身心疲累,心理和生理上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考研攻博,求取功名,希望改变命运,仿佛是一个来自贫寒家庭,来自社会底层的读书人唯一梦想和出路,考试(考研考博)带给许多人事业成功,家庭翻身的美梦,同时也带来残酷的竞争和淘汰,力不能及的学业压力,以及巨大的生存压力,甚至给许多原本已经很贫困的家庭增加更大的经济负担,这简直是生与死的考验。知识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吗？我们不禁要问——如果竟要以一个人的生命为代价,值得吗？


后记

两天来奔波,纷乱中无法理清头绪。报道结束后,似乎还有很多东西没有说清。总结起来,有几点遗憾和希望。如果当时能找到速效救心丸;如果能经常体检及时查出心脏有疾病并及早预防和治疗;如果没有来自外界和内心的长期而持久的压力。也许,悲剧不会发生。魏培东的突然去世在复旦引起震动,北区14000多名学生,没有一个医务所,离主校区医院又较远,一旦出现象魏培东这样的紧急情况,无法就近找到救助。博士生中,贫困生多,长期以来忽视自身的健康状况,又因各方压力,许多硕博士生精神和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对于一个劳心者而言,身体的健康尤为重要。北区有偌大的室内体育场馆,但并不向学生开放,究其原因原来是体育场馆属于物业公司管理,学校无法支配。教育的产业化似乎已经是一个必然的社会趋势,但是教育的产业化后勤服务的社会化是否一定合理？产业化后学校是否不再有义务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场地和设施？作为新建的学生公寓住户的学生们何时才能真正拥有自主权和管理监督的权利？教育应该是公益事业还是已经商业化了？学生们认为教育除了走产业化道路之外,还必须具有相应的公益性质,因为教育所面对的是人,不是机器,更不是商品,无法百分百地产业化。一个在读博士的猝死,对学生对学校都应该是一个提醒——没有什么比健康投资更重要。



.专家关注.

快乐更重要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副教授叶斌

一般而言,人生有两大重要的追求:一是成功,一是快乐。成功是社会对个体的要求,只有个体不断努力,追求成功,整个社会才能向前不断进步和发展,所以,我们从小就接受追求成功的教育;快乐是个体作为一个纯粹的人对自己的要求,从个体本原的生物性而言,快乐可能是更重要的本能(就像弗洛伊德所说的快乐原则)。那么,当成功和快乐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又该怎么做呢？从魏博士的故事中看,他显然谈不上快乐,有的只是责任和负担,也许在实现别人对自己的期望时,会有短暂的快乐出现,但是这时一个人的快乐已经异化为必须要靠成功去“买”了,而不像孩童那样容易拥有比较纯粹的快乐。许多现代人的问题就是这样:当自己变得越来越成功的时候,生活的满意度却没有获得同步的增加。伴随而来的是压力感、疲惫感,而这些都会给个体的生理和心理带来负面的影响,损害个体的身心健康。甚至有些人,成功反而降低了生活满意度。他们发现,成功竟然无法“买”到快乐了!他们中的不少人由此还会进一步产生生活无意义感:我这么辛苦到底是为了什么？这是我想要的生活吗？这时,不仅仅是身心的困扰,在精神的层面他们也将陷入痛苦的折磨。所以,我们应该充分意识到成功和快乐的平衡,静下心来思考它们对于我们的健康、幸福究竟着什么？也许,这是一个转型期的社会必须有的一段困扰期,变化和动荡让人心变得不安定,无法真正静心思考,也无法保持自己意志的独立。也许等我们的社会进入普遍的小康社会,随着社会压力的减少,情况会好转起来的。


关注弱势群体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刘俊海:

捐赠款所有权归死者家属(父母,孩子,妻子)所有,重要的一点是:募捐人将财产捐助后,所有权由捐款人转移到死者家属之手,所有权发生转移,捐款只能按捐款时捐款人申明的用途,不是为了丧葬费,不是为了办理丧事,捐款的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都归家属,捐款人是每个个人,不是系,不是组织,即使是系里捐款也应归家属,与外系,外校,社会上捐款一样。应该归家属,系里不得更改,包括捐款人所属系,捐款是个民事行为,并不是一定要经过学校,系里批准,组织者不管是谁,不管以谁的名义,即使是系的名义,系教师员工,所有权,支配权不应该属于组织者,毕竟是个人掏的钱,系只是组织者,只有义务把钱搜集起来,原封不动交给家属,这是一种慈善行为,任何人,任何组织不得更改捐款用途,更不能作为丧葬费用,募捐款项的所有权,支配权,使用权全归家属。但是作为学校,作为环境系,对于学生是否有义务提供丧葬费用,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他是自费生,非计划内培养,也就是必须自己解决学费,医药费等,他和学校的关系是教育关系,而非用人单位的雇佣关系,劳动关系,从法律意义上讲,学校和系里没有义务出丧葬费用,除非入学通知上,委托合同上明确规定该生的生老病死由学校负责。但学校作为一个经济上的强势,能否关怀弱势群体？从伦理上,道义上,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建议学校能拨出5000多元的丧葬费,这也符合公平义务。


教育制度非改不可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周晓虹

魏培东的悲剧的种子一开始就埋下了。通过这个事件,我有个最深的感触:中国的教育制度实在到了必须改的地步了。招这么多人干什么？这样的制度鼓励去招生,什么人都想当博士,什么途径都来考,有钱用公款,没钱节衣缩食。如果象魏培东那样,硕士毕业后找个工作,虽不显赫,过正常的小日子,也许不会发生悲剧。在美国,没有奖学金就不能上学,日本读书也有个语言生制度。我们的大学生数量现在为全世界第一,硕士人数已是世界第三,但我们在研究生制度中投入的经费是第几？我们的经费少,招生多,最后可能只能以降低学生生活质量,身体质量,要么就降低学术研究质量为代价。我以为教育不能用大跃进速度发展,我们年年扩招,每年招生比例上涨百分之三十,但如果我们100万个博士中无一个能得诺贝尔奖,试问:我们要那么多博士干什么？!前几年,大专生找不到工作,这几年殃及本科生,这么下去,硕博士毕业也会找不到工作。我们现在是缺乏人才,但人才和经费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应成正比,也就是说只有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能出现更多对人才需求的位置。否则,人才在高层次上就是浪费。